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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化率过半,要警惕“半城市化”
2012-05-23

    2011年,中国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50%,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引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。城市化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持久的动力,但也有新的城市化隐患随之产生,各种“半城市化”(或称“伪城市化”)现象层出不穷。

    近日,复旦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的“中国城市化的反思与创新”研讨会上,专家学者们围绕城市化率超过50%之后的反思话题各抒己见。


工业化创造供给,城市化创造需求


    中国正处于一条城市化的高速公路上。2011年,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%。预计到2020年,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%左右。城镇化率从30%提高到60%,这一发展阶段,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,美国用了90年左右,日本用了60年左右,而中国可能只需要30年。

    在许多学者专家看来,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动力。美国经济学家H.钱纳里曾指出,伴随着经济增长,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一系列转变,一是工业化,即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;二是城市化,即人口连续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指出,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。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,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。

   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经济学家辜胜阻指出,“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,那么城市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。城市化在扩大内需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”。他指出,城市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、带动投资增长、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,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、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。

    研究表明,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,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。按照现有城市化速度,社会消费的总水平可以从现在的10万亿级上升到20万亿级,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。扩大内需,就要通过城市化把农民变成市民,通过创业把就业者变成创富者,通过经济服务化培植大量的 “白领阶层”,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。

    据预测,未来10年,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2000多万人,每年需要商品房至少是6亿平方米以上。再加上配套的商业、政府、社会服务的医院、学校,城镇化推动了对基础设施、住宅、耐用消耗品、汽车等的需求,这是中国转型靠内需拉动经济成长的一个根本动力。


脱离实体经济,小心城镇化唱“空城计”


    与城镇化的速度同样重要的,应该是城镇化的质量。

    辜胜阻指出,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,以产业为支撑,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。城市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,伴随着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,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,可以防止“产业空心化”;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,才能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;城市化与信息化相协调,才能提高城市化质量,获取城市化发展红利。

    事实上,光有速度、没有质量的不平衡的城市化,在国际经验中曾有深刻教训。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,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,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81.2%。但巴西的城市化没有和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同步,结果造成“空城计”,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贫民窟,没有得到正规就业。这种城市化的 “拉美陷阱”,正是城市化脱离实体经济、没有产业支撑的典型案例。

   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丽苹研究员指出,大量进城农村人口虽然统计意义上被认定为城市人口,但并不代表其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完成。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,但缺乏身份的转变、生活方式的转变,处于就业非正规化、居住边缘化、生活孤岛化、发展能力弱化状态,即“半城市化”现象。

   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简新华指出,中国现在需要积极推进的不是产生各种“城市病”和“农村病”的“半城市化”、“伪城市化”、“过度城市化”等病态的城市化,而应该是工农、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市化。在城市化率超过50%以后,城市化的重点更不能是规模扩张,而应是质量提升。

    专家指出,在新的发展阶段,城市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。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提出了“智慧城市化”的概念,认为促进经济持续、高效增长,城镇化不仅要快,更要“智慧”。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,是信息化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。智慧的城市化既能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,特别是医疗、教育、交通、水、能源等,也能以合适的方式和价格鼓励对这些服务的高效使用。世行对中国“智慧城市化”的政策建议包括:提高城市的财政实力,减少城市之间资源分配的较大差异;抑制城市空间扩张,提高城市人口密度;加强城市土地使用规划;有效、良好的城市治理;推进政府把城市建成知识中心与创新孵化器。据世界银行测算,一座百万人口智慧城市的建设,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,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。


警惕城市化过程中的四种失衡


    专家提醒,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健康发展,需要警惕四种失衡,否则就容易陷入“半城市化”的陷阱。一是要避免城市政府过度依赖“土地红利”,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,城市房地产形成过度泡沫的局面。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,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。有研究表明,土地城镇化大大超前于人口城镇化,2000年至2009年,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.8%,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.1%,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.7%。

    其次,要避免过度依赖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,避免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造成的“大城市病”。中国城市化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,涌现出一批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,“大城市病”开始显现。据调查,中国百万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,居民平均上班时间要花近40分钟。交通拥堵、空气污染、用水紧缺等众多“大城市病”,是城市化产生的负效应。

    还要避免过度依赖人口异地转移。“钟摆式”和“候鸟型”人口流动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,这也是另一种“半城市化”表现。大量人口的异地转移导致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。有数据显示,在农村人口中,留守儿童有5000多万人,留守老人有4000多万人,留守妇女有4700多万人。大量的“三留人口”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农民工流动相伴生的一个特殊现象,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社会代价。

    此外,要避免过度依赖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“半城镇化”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。在超过50%的城镇化率中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,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。改变这种不完全的局面要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的“三维转变”:职业转换、地域转移和身份转变,实现从“半城镇化”到完全城镇化。

    专家认为,保障城市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,需要采取综合对策。包括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,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,形成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,使房地产“去泡沫化”,让房价回归合理价位;采取均衡的城市发展模式,建立一大批中小城市,改变人口过度集中的局面,同时发展城市集群,发挥城市集聚规模效应,对“大城市病”进行标本兼治。同时,也要在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,推进劳动力输出省份的农民工的回归,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,减少社会代价。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“半城镇化”问题,要加快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,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,降低入学门槛,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、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,鼓励农民工用创业带动就业,实现农民工的市民梦、安居梦、创业梦。(来源:解放牛网 解放日报    本报记者:杨群)